从最初的祭祀仪式开始，到后来的行为规范，礼莫不是因循天意、遵守天理而为，与天道观念至为密切。
像这一类诠释法理、昌言法治的议论，就与欧美第一流的法学家言，对照参详，也可相互发明，并提媲美;何况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学说!我们很可引以自豪，难道说不应该发扬光大吗?四、儒家学说对于历代法律的影响春秋战国之际，本来是儒墨道法诸家并峙的时代，那一个时代，思想言论特别活泼。季秋之月，乃趣狱刑，毋留有罪。
《开塞》篇:圣人不法古，不修今。不过我们很希望在相当的时间内，能够逐步实现，俾全体国民有所遵守。贾谊的《陈政事疏》、董仲舒的《贤良对策》、路温舒的《尚德缓刑书》，都是极力阐扬任德而不任刑、重礼而轻刑的理论。魏征对曰:不然，久安之民骄佚，骄佚则难教;经乱之民愁苦，愁苦则易化。这样相互为用，才能辅弼成郅治。
言掌四郊者，此主四郊狱也，六遂之狱在四郊。又《潜夫论·本政》篇引此经而说之云:将致太平者，先调阴阳;调阴阳者先顺天心;顺天心者，先安其人;安其人者，先审择其人。然英国普通法的发达，与英国法学团体的发达，有密切的关系。
试依各国实状观察之，如大战前之俄罗斯，由四十以上人种构成。更详言之，现代国家立法，有系依于传统精神，而承认其旧的惯习法者。迨19世纪，多数学者，虽思想各立门户，而国家的法律观，则共同支持。至迷信固有文化，不解民族进化意义者，其害犹其次也。
盖吾人所主张者，乃民族法则的法律理论，民族云云，人种云云，其含义迥不一致。本书前后凡五卷，大都借用罗马法之术语及概念，以为英国法之说明。
如斯成立的结合即国家。惟以法律为国家的法，最易陷于国家万能论的谬误，以国家为法律的惟一渊源，予倡导世界法可能论者以攻击的资料。由兹时代倾向的推移观之，中华民国《新刑法》，惟事步武德意志及日本1920年的《刑法改正草案》，果得谓为适合于时势的立法乎?予殊怀疑甚深。因之彼以法律规范，亦或为普遍人类的;或为民族的。
此与 16、17 世纪的法兰西，为辩护国王的权力，认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的理论，先后如出一辙因之彼以法律规范，亦或为普遍人类的;或为民族的。依予所见，法律与民族关系的问题，可分为两方面考察，即:①自法律现象之能动方面，考察法律对于民族性格的形成性问题;②自法律现象之受动方面，考察法律对于民族性格的联系性问题。此又法律有创造民族性格及养成民族意识的功用之说也。
如日本，虽民族的统一，倍极坚固，然论其人种，则亦为爱罗族，孟哥尔族，及马来族之混合体。惟人类由一种历史的传统，构成为一个完备的民族以后，已具有一种民族性格，为民族各个构成分子的特征，亦即所以诱导民族各个构成分子的灵的存在。
彼乃所有共同的政治制度，法律制度，宗教制度与传统的产物，尤其风俗习惯的长期连续一致的产物。盖行为云者，自两种要因而成，即:①为外部的要因，乃属于自然世界的客观的外部表现;②为内部的要因，乃属心理世界的主观的意志。
人类对于神之关系，固无论矣。夫德日与中国，其国情虽迥不相同;要之各宜高调国民的立场与民族的精神及文化之点，可谓彼此一致。吾人虽非根本反对世界法的运动者;虽非以世界法为一种实现不能的空想，而以世界法为一种有实现可能的理想者;然在为世界法基础的世界社会，尚未成立以前的民族分立国家分立之现阶段，法之为物，固仍应为民族的法，为国家的法，而不能谓之为世界的法。则其于文化的传统，纵在今日，已非尽可因袭;而其精神，虽在今日，尚有值得发扬而光大之者，予以为尚不少也。然英国普通法的发达，与英国法学团体的发达，有密切的关系。二、法律与民族法律与民族的问题，即研究法之民族性的问题，亦即法律应否带有民族的特殊色彩的问题。
如奥斯丁(Austin)一派，即所谓分析法学派，更以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，充分表现国家万能的色彩。曩昔希腊梭富伊斯特派之加利克勒斯(Kol- likles)，主张正邪由于人言，法为强者权利，此在思想上，可谓为开国家法律观之先河。
彼又以人类亦自然界的一部。要知彼等统一的方法，皆由各国议会采择所提出的共同议定的条文，而且仍各保有特殊的异点，则是此等法律，明明由各国立法机关所制定，安得否认其为国家之法律?至关于运送各法，关于国际联盟所产生的劳工各法，皆由条约的途径以表现之，对于未经批准之国家，仍不负法律上遵守之义务，是国际法之基础，仍建筑于国家意思之上面，则其法仍不失为国家的，固至明之事。
降及霍布斯(Hobbes)，彼谓人类在自然的状态，虽依自然法，无物不有权利，第以人皆有利己心的结果，发生万人对于万人的战争。惟以法律为国家的法，最易陷于国家万能论的谬误，以国家为法律的惟一渊源，予倡导世界法可能论者以攻击的资料。
惟在我国法学者，并力一心以赴之。然彼又以其胎息于希腊时代法为强者的权利的思想，致法与实力，略无所区别。其任务则以讲授生徒为主要。惟于此先须说明者，吾人主张法律应有对于民族性格的联系性，非故步自封，在法律文化方面，提倡闭关主义，或复古主义。
盖法在文化未开化时代，大部以惯习法的形式表现之，于斯时也，历史法学派的法律观，诚含有充分的真理。于世界法可能论者的上述意味之下，是以法律乃现实社会中人类理性的发现，而理性又为人类所同具，故法得为世界的法也。
前者，是乃法之确信之成文法化，后者，则为法之需要之成文法化。由是以观，依前之说，是法为民族的法，同时又为国家的法。
而其内容远于中国固有刑法的传统之倾向，因亦极其显著。至迷信固有文化，不解民族进化意义者，其害犹其次也。
即卢梭之社会契约说，对于国家法律观，亦得谓为属于同一系统。如赫格尔(Hegel),[[2]]则因对于主权的思想，系建筑基础的泛神论的国家哲学之上，认法律与主权相结合。然在刑法改正运动中心地的德意志，对于自己1925年乃至1930年的《刑法草案》，今已完全放弃。方今犯罪行为之重视动机，契约行为之重视意思，意即在此。
而此种民族性格，又系由一种特殊的历史传统所形成。今日者，乃法律由无意识的表现形式，进展至于偏重意识的表现形式之时代，其法为国家的法，固自明之事。
印度《婆罗门法》，由其法学者之阐扬，能植深根于其所支配之社会，于是虽由其地经过长时间的伊斯兰之征服，而被压抑为习惯，然迄英有印度，而又复活。故各民族应珍惜其文化，以强化其民族之性格。
一群依此种方式经过长时期的共同生活，经过相同的历史进化的人民，便得组成一个民族。是据霍氏之主张，法律不过国家权力之表现。
